印象慶陽網(wǎng)訊：我生長在農村，祖祖輩輩都是地道的農民，回憶過去的六七十年代，那時我正上初中，家里七口人，經(jīng)濟狀況不好，父親一直在外工作，母親便成了家里的頂梁柱，弟弟妹妹相繼到了上學的年齡，母親愁得整夜整夜睡不著覺。那時候，生產隊還存在，人們都過著大鍋飯大集體的生活，統(tǒng)一勞動，按勞計酬，一天平均下來，每個工分還不到二毛錢，一個家庭的勞力再多，總共收入還不到七百元，實際上每年給生產隊上交超支款約五百多元，剩下的還不夠填補家用。母親拼命掙工分，一年能分到的毛糧還不足一千斤，等不到過春節(jié)家里就斷糧了，勉強維持到來年2月，靠吃國家供應的每天每人半斤返銷糧艱難度日。

記得那是1971年春天，家里斷糧了，母親從糧站打回了一個月供應指標——50斤紅薯干干，在土炕上炕干后，在家里石磨子上磨成面，然后壓成鋼絲面條，全家人勉強吃了幾頓。全村80%以上的人和我家的情況一樣，由于紅薯吃多了，臉浮腫不說，我當時連尿也尿不下來了。

那時候，鄉(xiāng)親們的日子普遍艱難，不是缺吃就是少穿，連燒的柴也沒有，因為山是光禿禿的。塬面上的人家沒水吃，只能下到深溝里去馱去挑，而且還得早起，如果起晚了，溝里的泉水怕也被人舀干了。點燈用煤油，推面用石磨子，路要么是羊腸小道，要么是只能通架子車。地里的收成，都得靠人背肩挑驢馱，才得以出現(xiàn)在打谷場。很多婦女結婚，流傳著一句順口溜“毛藍一身，皮鞋一登，有錢結婚，沒錢不跟。”

我高中畢業(yè)后參加了集體勞動，掙工分，直到1978年初才有幸到供銷工作，那時候還是計劃經(jīng)濟，人們吃住行全靠糧食、供銷、商業(yè)三大部門：拿吃糧來說，城鎮(zhèn)戶口必須到當?shù)丶Z管所，憑糧食關系和糧票才能買到面粉、清油，每人每月28斤定額面粉，多了不給。城市靠商業(yè)，農村靠供銷社。人們購買商品還必須在規(guī)定的時間內，一般是上午十點至下午五點之間。農民所需的大件，如縫紉機、自行車、手表、化肥、香煙等只憑各種票供應，而且由于物資匱乏經(jīng)常缺貨，到了過春節(jié)的時候，國家才給每戶農民分配調料2兩、白糖半斤、香煙兩盒，一個鄉(xiāng)一年分配不到大件的名額，所以在當時，供銷社的營業(yè)員可謂是香餑餑，主任最神氣了。

1978年底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，改革開放的沖鋒號角吹響。全國從上到下都投入了改革的浪潮，農村全面實行了土地承包責任制，分田到戶，逐漸發(fā)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拿我們村來說，人均分到了兩畝多地，還分到了各種牲畜，再也不像過去那種“勞動劃杠杠、出工混上上”的情景了，鄉(xiāng)親們在自己的責任田里，精耕細作，糧食產量猛增。

計劃經(jīng)濟向市場經(jīng)濟轉型，商品流通全靠市場調控，市場需要什么就生產經(jīng)營什么，化肥廠、制造廠等像雨后春筍般凸現(xiàn)，逐步滿足了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需要。國家鼓勵辦廠，一大批農民進城打工。經(jīng)濟搞活了，長期封閉的貿易市場也打開了，人們到市場自由交易，再也不為缺這少那犯愁了。

沒幾年，我們村上的一些人就翻身了，手里有了余糧，心里吃了定心丸，信心十足地過日子。在他們的帶動下，一些被人冠以“懶漢”的人也起變化了，閑時進城打工，忙時回家務田。路也變寬了，村與鄉(xiāng)、村與村、村與戶，現(xiàn)在全村實現(xiàn)了水泥路，大汽車，收割機，小汽車通到農民的家門口，農民過上了幸福美滿的田園生活！

1990年初，我們村通了電，打了機井，裝了鋼磨，逐步解決了水、電、磨面等問題。到了2000年，人們收麥用收割機，既節(jié)省了人力，又方便了群眾。再后來，全村實現(xiàn)了自來水入戶、家家戶戶安上了電話，電視機也由黑白換成了彩色。

而現(xiàn)在，到村子周圍的田間地頭一看，莊稼一片翠綠。一排排新型農村居民點映入眼簾，人們早已告別了住破舊窯洞的歷史。大多數(shù)人手里有了存款，好多人住上了小洋樓，實現(xiàn)了“電燈電話，樓上樓下”的美好生活。

改革開放40年的滄桑巨變，農民富了，國家強大了，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了極大滿足。洋樓、小汽車、村文化活動廣場，該有的都有了。人們追求新的生活方式，購物刷卡、銀行刷臉，好多人早已經(jīng)邁入了小康的生活的行列。